從哈伯瑪斯到盧曼第一週
《生態溝通：現代社會能應付生態危害嗎？》
O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Kann Die Moderne Gesellschaft sich auf Ökologische Gefährdungen Einstellen?
Niklas Luhmann，1889；湯志傑、魯貴顯翻譯，桂冠。
我們從韋伯、哈伯瑪斯的思想中，看到對於理性探討的巨大篇幅，而盧曼在其基礎上，更進一步延伸社會系統的自我節制、自我指涉，與再生產等概念。如同譯序所言，這本書以盧曼開展出來的「系統理論」與「功能分析」來探討生態問題，呈現社會中的各個功能系統如何探討生態問題及其間關係。
這本書提出兩個抽象概念，其中之一是「共振」（Resonanz）與「耦合」（Kopplung）。就物理學而言，共振是指系統常容易隨著一些特別的頻率而產生振動；耦合則指能量從一個介質傳播到另一種介質的過程。盧曼借用這兩個概念指功能系統會根據本身的結構邏輯對環境事件做出反應；而系統與環境本身如同兩種介質，觀察者可見兩者相互依賴，觀察者在系統內看到環境改變，產生自我省思（相應改變之基礎），即所謂coupling。
生態問題讓社會向內部發出警報，產生不同功能系統的共振與溝通，而只有在資訊被轉譯成二元符碼的溝通模式之下（盧曼：人類也必須不斷學習強化溝通的能力），才可能改善低估環境複雜度，達成共振強度，當社會意識被攪擾到一個的程度之後，生態議題才從此不會消失，彼時社會意識到，它自身存續的條件被自己所破壞。盧曼以每一個社會系統為一章節，探討其對於生態議題如何產生共振。
結論是在封閉組織中，社會只能根據自身運作方式對環境做出反應，而這就是溝通。這種溝通必須以社會中的「無中心」的功能系統集合產生，溝通的內容及方式都受到系統本身的限制。功能導向差異限制了社會對環境的作用，從邊陲開始產生的振幅，直至無法忽視時，才會被傳送到功能系統中，形成共振。
我對盧曼這本書的理解大致整理如上，但是對於其中許多指涉的概念仍有待進一步釐清，例如書中常提到的「全社會」，我暫且先把它當成各個功能系統的總和來理解。如果不要看整個社會，我在想盧曼的理論如果應用在組織研究中會是甚麼樣的樣態，組織中存在數個子功能系統，組織存在既有文化，組織運作也受到許多環境因素的影響。分別的子功能系統具備其本位邏輯，以不同的方式回應環境事件。在臺灣女礦工的研究中，如果把礦區當作一個全社會來看，1963年，政府發布行政命令，禁止女性下坑從事礦工，對於當時的礦區社會許多家庭以養女及招贅的方式增加家庭中從事礦工的人口，甚至當起了包工頭。在那個時代，礦區社會擁有自己一套經濟體系，包工制就是最重要的政治體系，包工頭位居核心位置，具有分派工作的權力。在這樣的政治系統中，禁止女性礦工的政策是否引發從此不消失的共振效應，又以何種方式存在呢？還值得進一步去思考。從這一個角度來看，盧曼的共振又是一個思考切入的方式，如果與勞動環境更相關的，應該是礦工發現矽肺病的嚴重性這樣一件事情，矽肺病的確從社會自身催毀了社會存在，而矽肺病的抗爭與會後世勞動法令、安全的制定有相當的影響，更能夠以盧曼的社會系統的共振與耦合來做進一步的論述。
課堂心得：
這一堂課我們先討論了Giddens應用三大家的理論對戰後歐洲做的論述，所以《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並不是一本古典理論教科書，而是具備Giddens角度論述關懷的著作。而面對「後疫情」時代的人類歷史轉捩點，老師期待我們在心中種下一顆種子，未來也許有機會看到21世紀社會學的新處境。
回到哈伯瑪斯，我的心得是，跟交往行動理論搏鬥了將近三週，我仍然沒有catch Harbermas’ point. 這真的是相當可惜也非常挫折的一件事，回頭看哈伯瑪斯被引用得這麼多，我也相當好奇到底別人如何理解交往行動理論，不知道是不是對於哈伯瑪斯這本書沒有辦法產生深刻的想像，無法激起共鳴，也不知道該怎麼切入思考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也因為這樣的挫折與低迷，使得我對於下一個社會學家有比較高的期待，希望至少能夠抓到一些可以留下來的東西。其實，這幾個禮拜的心情真的滿憂鬱的，幾度懷疑自己為何要讀這個學位。不過事後想想，挫折也是必經的道路，人生總不可能一直可能這樣總是感到能夠駕馭得住，學習的路是成就感與挫折感交錯。必須問的是在低潮的時候，我學到甚麼？也許目前無法掌握全局，但至少保留日後再回顧的可能。
從韋伯的理性的類型、合理化，到哈伯瑪斯基於該之上的交往行動理論，到盧曼發展出另外一套功能系統對於外在環境應對的理論，「理性」真的是社會學思想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在進入下週的讀本盧曼的《生態溝通》之前，我想到上學期在公共議題課堂上讀過的Jason Corburn 2005 《Street Science: Community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Justice》，同樣也是從環境汙染議題，看社會溝通，這一本書對我日後的田野研究影響甚深，研究者與田野之間的關係與溝通，使得研究成果成為共同生產產物（co-produce），尤其是環境問題在權力分配、專業技術、民主程序及社會正義的脈絡中，如何整合Local Knowledge 與科學專業，成為一門學問，同時相當依賴溝通。當然Corburn對於溝通的定義肯定與哈伯瑪斯或是Luhmann相當迥異，在這邊我也感受到歐陸與美國的社會學發展在層次上相當不同的地方。期待上完下一堂課之後，我能夠釐清歐陸與美國社會學家對於溝通的認知差異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