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總結

當代社會學家陳宗文說「韋伯是謙虛的，他用他的語言、他的schema去了解中國。」其實韋伯的謙虛是一種價值中立（value free）的姿態，他以有限的資料去了推論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背後的邏輯，這與涂爾幹以現象、形構形式，建立知識系統的方式是相反的，韋伯把現實世界裡的特殊面向（characteristic aspects）抓出來，建立「理想型」（Idealtype），這些理想型就像一把尺，可以測量不同的社會，讓社會之間可以對話，所以韋伯的社會學永遠處在一個動態比較的狀態，《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全書呈現的就是這樣的邏輯。

理想型本身並非現實，真實世界混亂、複雜、難以參透；理想型根據現實簡化、精簡，這是韋伯處理中國儒教文化（以及資本主義）的原則，也是所有的社會學家都在做的事，只是我們可能沒有察覺。社會學研究的第一步是建立研究架構、（creating model），其實就是在建立理想型，去做對話與比較，不過社會學家可能會犯的恐怖錯誤通常也是忽視其所建構的模型與現實之間的差異，而與真實世界漸行漸遠。

如果涂爾幹要寫一本「資本主義生活的基本形式」，那會跟韋伯有甚麼對話的地方呢？資本主義生活的基本形式包括資本主義觀念（信仰）與資本主義行為（儀式），前者應該有很大的成分是「理性計算」，也就是韋伯講的社會行動理念型中的目標理想型；後者應該包括很多合理化、法制化、授權化等等，也就是韋伯的很多理想型元素。其實，兩位大師做的事情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涂爾幹會想找的是全球人類資本主義生活的基本形式；而韋伯是會提煉資本主義生活的理型，來與非資本主義社會來比較。而涂爾幹也許會說：「這些我早就全都做過了，無論資本主義、儒家思想、印度教與這些ＸＸ生活的基本形式，都被我收編在宗教的定義之中了，部分即集體，我的宗教研究其實就是全人類社會行為的研究。」這種「上綱模式」vs「測量模式」就是涂爾幹大師和韋伯大師看世界不同的方式了。1910年如果有場重量級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到兩位互為評論人，那會是一場社會學史上多麼精彩的對話啊！

不過，那個時代的社會學家想的東西，為何跟現在有如此大的差別？是因為那個戰爭、社會的失序，社會上大部分成員的日常與疾病、死亡如此接近，與有序的生活、可預測的明天如此的遙遠，所以，社會學家才寄託這樣的學術追求嗎？當時的社會學研究似乎與真實世界中的高度幼兒死亡率、人口販運、性別歧視、貧窮、健康醫療等問題相距甚遠。即便涂爾幹談的宗教也不是現實世界的宗教，這是社會學的美學？還是社會學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