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哈伯瑪斯交往行動理論

哈伯瑪斯在社會科學對於意義（meaning）的理解上，引用了許多次 Alfred Schütz對於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的界定，相當有意思地回應了我們所比較韋伯「理念型」及涂爾幹「類型」相對於現實社會的內涵上。Schütz認為「普世理性」（mundane reasoning）的概念是「一個共同體把定量的世界作為自己的行為指南，這個世界和其他一切一樣要麼已經被認識的，要麼可以被認識。它為共同體準備了追問的有效依據，其中典型問題是:『怎麼出現的，別人看到了，難道你沒有看到？』」。韋伯的理念型是用在為研究者建立新的知識，即所謂把「理性」從理性、情感、傳統混雜的社會現實中區辨出來；Schütz認為現實社會的日常是一種社會建構，透過操作與提煉的過程演變為「客觀」。社會學理念型已經精煉到理性、客觀，而與雜亂的社會現實無關；社會學家透過這樣的語言進行對話。

哈伯瑪斯在書中開宗明義肯認韋伯擺脫傳統，對於普遍合理化之於歐洲現代化的學術定位，一百年前的歐洲社會學是在回應現實社會從傳統舉宗教價值破繭而出，朝向奠基於現代化目標理性導向的社會行動（Goal-rational oriented social action）發展。Why social order possible？始終是哈伯瑪斯交往行動理論要對話與回應的問題。[1]在韋伯之後銜接閱讀哈伯瑪斯，我們看到哈伯瑪斯對於韋伯對於儒教、印度教、古猶太教文化深刻的分析，他從韋伯的著作中，再精煉理念型，聚焦在這些宗教文化之間的比較與對話。哈伯瑪斯是象限分析法的愛好者，諸如他對於各社會科學學科對應於社會學sub-system之間的對應關係分析，到哈伯瑪斯對於韋伯試圖解釋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現代化國家機關的合理化理論的表現形式；各宗教對於神學/宇宙中心論之於對世界的總體評價（入世與遁世）、對待世界的立場、世界觀的合理化潛能等等，我們看到哈伯瑪斯進行社會學分析技術上的進步，他在韋伯單一維度的諸多理念型中，精煉出第二維度的理念型概念，建構二維空間的社會學知識階層（hierarchy）。二度精煉當然與社會現實又更為遙遠了，之後如果有更高竿的社會學家，對於社會學知識提出三維、四維的知識階層，那樣的社會學知識及語言是不是就像居於金字塔頂端那般地與現實社會維持遙不可及的距離，而到了那樣的程度，可以對話的對象可能也不多了。

事實上，在理解上述的概念之前，我還在無知地問「社會學家何以如此遠離現實社會？」經過本學期的三大家與哈伯瑪斯之後，我終於理解所謂「社會學素養」的真正含意。然而，理解含意與當作追求的宗旨，是兩回事。我們所接觸的當代社會學受到布洛威主張的社會學矩陣中的反身性（reflective）兼與公眾對話（extra-academic audience）的「公共（public）社會學」所影響，認為脫離社會現實的社會學需要被重新省思與定位，而這不是社會學理論的社會學素養。然而，哈伯瑪斯認為主體間共享的生活世界（intersubjectively shared lifeworld）構成了交往行動的背景。因此，像Schütz將現實世界當作無意義的現象學觀點不同，交往溝通基於現實世界的參照之上，交往行動參與者在此範圍內共同行動，關懷溝通行動者之間存在的不對等性、理性、自主性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當代公共社會學的基礎與正當性。[2]

上學期我讀了高夫曼，卻完全不理解「符碼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意義，還記得自己在課堂上對於「全控組織」（total institution）寓意至希特勒及共產制度之於符碼互動論的提問，換來老師輕蔑微笑不答的表情，也因此我對符碼互動論印象深刻。這次從哈伯瑪斯的書中，稍許釋懷了一些疑惑，也許相當片面或理解錯誤，在此歡迎讀者輕蔑微笑，當作笑話一場也很好。哈伯瑪斯在書中數度提到「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這個概念，承繼維根斯坦的「圖爾明（Toulmin）提出在交往行為的形式要件固定的社會場域（felder/field/arena）[3]下對於不同類型的要求與論證，把論不同領域的特殊論證規則區別開來，法律、醫學、科學、政治、藝術評論…等的語言遊戲或生活秩序具備構成意義。如果我們不了解應該理解的意義，那麼我們將無法判斷論據的強度，也無法理解應該由論據兌現的有效性主張的類別，透過論證而進步。」而這「論證」的內涵，包括以編譯（encode）與解譯（decode）為前提的能力，人類世界的文明透過這樣的語言「遊戲」而進步，有遊戲有規則，就像哈伯瑪斯把語言遊戲及「生活秩序」（life orders）交替混用，強調規則與秩序，始終他是在回應Why social order possible？這一個問題。

[1] This idea actually comes up a small talk with Professor Kuan Pingyin before his course of causal inference last week. He actually addressed that Habermas was asking why Parsons’ social order is possible. The exact object he wanted to dialogue is Talcott Parson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2] This idea comes up with the memo of my classmate, Mr. Wei-kung Wang, when we took the course Public Sociology in the last semester.

[3] P. 47, the version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1984.